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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我國憲法勞動權的義務性特征——以勞動權憲法文本的歷史演進為線索

    2019-04-29 09:17:23

    摘要:八二憲法寫入勞動義務,給理解我國憲法勞動權帶來了困擾。學界既往討論多以現世眼光來解讀勞動義務條款,認為其無實際意義乃至應予刪除。這種解讀縱然沒錯,但并沒有深入挖掘勞動義務引入憲法背后的原因;仡櫄v史上憲法勞動權的變遷,勞動義務一直映襯其背后,只是在八二憲法以前沒有寫入憲法。五四憲法頒行后,伴隨經濟改革而來的是一系列規定勞動義務的法律,包括對不工作、不服從工作分配人員的勞教,和對人民公社社員最低工時要求。同時,立法對參加勞動的公民以更多政治、社會權利,間接督促公民參加勞動。八二憲法寫入勞動義務,是對五四憲法后經濟改革成果的確認。

    關鍵詞:憲法勞動權,勞動義務,計劃經濟

    本文《南方論刊》雜志整理。

    一、問題之提出

    生活在以社會主義為立國理念的中國,勞動、勞動者、勞動權這一系列概念在我國憲法中的含義十分復雜。我國憲法雖然早就規定了勞動權,勞動義務的規定是在八二憲法中才加入的。這一變化是值得玩味的,為何在我國啟動市場經濟改革之后,會加入這種似乎與經濟改革趨勢相背離的憲法義務。

    對于如何理解憲法上的勞動義務,學界早有過探討。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大部分學者也都認為憲法勞動義務的規定并無多少法律意義。如有學者認為,雖然道德上勞動義務值得肯定,法律意義上的勞動義務與禁止強迫勞動的國際法精神違背,也與我國的經濟改革的趨勢不符。[1]還有學者認為勞動義務的含義可理解為自食其力的義務,國家并無權強制公民勞動。[2]甚至還有學者認為不管將其視為一種道德義務,抑或是基本權利的限制,在憲法中規定都無甚意義[3]、“中國憲法的勞動義務規定應予刪除。”[4]既往的研究多以今天的視角來理解憲法上的勞動權、勞動義務,而并沒有花費多少筆墨去挖掘我國憲法的歷史發展脈絡,來探究我國憲法為何會出現勞動義務。實際上,作為一種公民對國家,或者說對社會所負擔的義務,勞動義務的規定有其思想根源。在17-19世紀,現代烏托邦主義的思想家們,早就為其“理想國”的公民設計了各種各樣的勞動義務。[5]而隨后社會主義浪潮中誕生的憲法往往也都會規定勞動義務。早在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憲法第18條就已經規定“勞動是共和國全體公民的義務”,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依舊延續了這一規定。[6]我國卻在五四憲法中沒有規定,而直到八二憲法中才正式確立引入這一義務,反而顯得不正常。

    筆者將在本文中梳理我國憲法文本中勞動權條款的變化,進而指出盡管早期憲法沒有規定勞動義務,在我國憲法創制早期,勞動一直具有明顯的義務屬性,八二憲法對于勞動義務的引入乃是五四憲法精神的延續。

    二、五四《憲法》以前勞動權的規定

    追尋我國憲法勞動權的發展歷程,眼光應該投向新中國成立以前的革命年代。尤其是1930年代初在江西成立蘇區時期,那里的憲法文件更為純粹地表露了制憲者的社會主義理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雖然還不是一部完整的憲法,但它是一部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憲法性文件,可以說是《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雛形。”[7]

    (一)瑞金政府時期

    我國的立國方式深受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浪潮影響,1848年《共產黨宣言》最后的高呼“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深刻道出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世界理想,而在隨后成立的第一、第二、第三國際,無不致力于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二戰中,在斯大林主導下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雖然宣布解散,但蘇聯仍然有著“共產國際”的作用,對我國的政局、憲制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過去一樣是必須認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東西,特別是他關于保衛列寧主義和正確的總結蘇聯建設經驗的許多著作,我們都需要當作一項重要的歷史遺產接受過來。”[8]站在這樣一種政治立場上,1934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以徹底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為目的,制定勞動法,宣布八小時工作制,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創立社會保險制度與國家的失業津貼,并宣布工人有監督生產之權”。第十六條規定“中華蘇維埃對于居住蘇維埃區域內從事勞動的外國人,一律使其享有蘇維埃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權利”。在這樣一種憲制結構下,憲法權利的主體并非以國籍為其必要條件,而完全是以每個人的階級,或曰生產方式為尺度。我國的這一部憲法文件,他不僅明確區分統治者和要反對的對象,而誰能加入統治階級則以生產方式作為識別依據,然后在法律上為不同階級配置不同的權利。[9]

    在蘇區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圍內已經推開了土地革命,能夠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已經消亡。1931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第一條規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地實行沒收。”同時在蘇區亦不存在大的私營企業,也沒有不勞而獲的資本家。毛主席在19341月發表的《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中指出“目前私人經濟在紅色區域是取著小規模經營的形式。”[10]在這樣一種經濟背景下,沒有現代的社會福利,勞動不是法律義務,但也是現實中無法逃避的。

    (二)抗戰時期至五四憲法頒布前

    19391月發布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從體例上直接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作為三個大標題,將關于勞動權的內容放到了較為靠后的民生主義章節下(第24條),內容也做了調整,不再表述為為了“徹底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為目的,制定勞動法”,而不限制權利主體,將保護對象擴展到所有人。比至19464月的《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關于勞動權的規定依然沒有放在很突出的位置,而是將其放在第二章人民權利下的第二條,而且是將勞動權保護揉進“免于偏枯與貧困的權利”中,作為一種輔助手段而順帶規定。不過,這一時期的文本無疑是受到了國內社會環境的影響,對于土地和私營經濟的態度都有所轉變,不過這種變化很難說體現了建國后憲法的精神。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體例上并沒有辟出單獨的基本權利章節,而是擇眾基本權利之要者,置于總綱中規定,主要是選舉權與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第一代人權。這部“代憲法”將對勞動權的保護,零散的放入第四章的經濟政策中,且其所提及的保護范圍太過具體,實無憲法規范應有的涵蓋面積。如第三十二條“在國家經營的企業中……建立在廠長領導之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私人經營的企業……應由工會代表工人職員與資方訂立集體合同。公私企業目前一般應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制”。

    三、五四憲法制定后的勞動權

    (一)五四憲法中勞動權的設置

    1954年憲法不僅是一部歷史文獻,而且以其獨特的憲法價值觀影響了我國憲政制度的發展進程。[11]其內容、結構已經與今天的憲法相類,具有總綱、國家機構、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旗國徽首都四章(序言在毛主席看來也是一章)。[12]這部《憲法》在總綱的第十六條規定“勞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的事情。國家鼓勵公民在勞動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公民基本權利章則對勞動權進行了分條、更為詳細的規定,第九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國家通過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逐步擴大勞動就業,改善勞動條件和工資待遇,以保證公民享受這種權利。”第九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國家規定工人和職員的工作時間和休假制度,逐步擴充勞動者休息和休養的物質條件,以保證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第九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舉辦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群眾衛生事業,并且逐步擴大這些設施,以保證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

    (二)憲法勞動權條款中勞動義務的引入

    隨后的1975年與1978年的兩部《憲法》雖是特殊時期的產物,但其對于勞動權這一部分的修改仍頗為令人玩味。這兩部《憲法》在總綱部分關于勞動權的規定均是“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從規范結構來看已比五四憲法中的規定更為完整,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在勞動權的具體規定方面,七五憲法將五四憲法的三條規定予以壓縮,集中規定在第二十七條第二款。七八憲法又回歸了五四憲法的三條列舉模式,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規定與五四憲法的規定除了具體的措辭上有些改動,主要內容基本無異,主要體現出一種繼往開來的樣態,畢竟1954年乃是開國之初,各項制度都是從零開始,表明國家要建立各種勞保制度;而1978年之時,四個五年計劃早已過去,一些制度初具規模,所以具體規定的措辭有所改變。這兩部憲法中“不勞動者不得食”的規定與蘇聯憲法源出一脈,雖然并沒有明確規定勞動義務,但其背后的義務性的內涵已是躍然紙上。

    1982年《憲法》對于勞動權的規范設定又再次進行調整。第四十二條規定明確引入了勞動義務,除了提供就業還改善工作環境提高報酬外,提出國家的勞動培訓、組織勞動競賽等內容。第四十三條規定的勞動者休息權與五四憲法基本無異,只是略去“以保證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的表述。第四十四條規定了退休制度,是八二憲法的新規定。第四十五條第一款延續了五四憲法的社會保障權規定,內容基本沒有變化。其后的數次修憲,這一格局基本沒有變化,只是在1993年的修正案中將第四十二條第二款中的國營企業變更為國有企業,這主要是配合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的修改而做的調整。

    四、憲法“勞動義務”的具體化

    五四憲法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國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藍圖,他的頒布伴隨著三大改造的迅速推開。正如學者所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勞動權屬于一種極端的受益權,這種勞動權超越了‘勞動的商品性’,個人直接與國家建立起某種勞動關系。”[13]國家與個人直接產生這種關系時,在憲法上規定公民的義務才是恰當的。而五四憲法制定之時,三大改造并沒有完成,私營經濟還廣泛存在。憲法總綱部分的第五條還規定了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四種情形,在這種情況下憲法不規定全民的勞動義務也是合理的。

    雖然五四憲法沒有明確規定勞動義務,但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推進,立法中強制公民參加勞動的內容開始浮現。這種規定大致可分為以下兩類,第一是直接法律規定公民必須參加勞動,第二是通過給予參加勞動的公民一定政治、社會權利上的優待,來間接督促公民參加勞動。

    (一)直接規定公民必須參加勞動的法律

    五四憲法雖然只規定了勞動權,但實質上捆綁了勞動義務。1952年《政務院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寫到“至對于有勞動力的游民乞丐,則應強迫勞動,條件可能時最好是集中收容,勞動改造。”這一規定意圖很明顯,政府不承認“乞討權”,游手好閑者就要強制勞動。1957年《國務院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中再次明確“在農村人口流入較多的大城市,應當由民政部門設置收容所……收容中可組織他們勞動生產,自掙回家路費”,同時“防止農民棄農經商,進城從事商業投機活動。”

    同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目的十分明確即“為了把游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其認為需要勞動教養的情形就明顯包括“不服從工作的分配和就業轉業的安置,或者不接受從事勞動生產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的”。而在計劃經濟下,人人依附于組織,幾乎不可能存在沒有被“安排工作”的情形,勞動義務的落實是可得的。

    此外,當時也有類似的“最低工作時長”標準。如1962年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生產隊應該組織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參加勞動……規定每人應該完成的基本勞動日”。具體立法直接規定了處罰措施,在沒有完整產權制度、沒有市場經濟的前提下,一個人如果想生存下去,除非按照國家的安排勞動外,似乎也沒有其它方式(起碼在法律制度的層面看)來獲得安身立命的物質基礎。

    隨后,在七五憲法與七八憲法中更是赫然載明“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社會主義原則,不得食雖然不能算一個嚴謹的法律概念,但勞動義務的含義已經十分明顯。

    (二)間接督促公民參加勞動的法律

    首先,勞動者成為憲法權利的特殊主體,享有社會權優待。憲法權利的主體按不同的權利類型有不同的權利主體,對于基本的三大自由,通常規定為所有人都享有,而對于社會權之類,外國人通常不能完全享有,而參政權往往為一國國民所獨享。[14]而在《憲法大綱》中拋棄了民族主義的國別之分,直接賦予外國勞動者等同于中國勞動者相同的政治權利。五四憲法中,雖然廣泛規定了各種社會保障權,但這些社會保障權、休息權只歸屬勞動者獨享。

    其次,勞動者享有更多的政治權利,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參與公共生活。這體現在勞動者可以影響甚至決定國營經濟組織的運營上。1961年頒行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明確要求企業要建立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第六十條規定其職權包括討論解決企業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問題、批評乃至撤換企業領導。“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15]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與企業、公社不分,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勞動者與員工/社員亦不分,勞動者分享一部分的管理企業管理權也是合理的。不過,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勞動者↔資方≈勞動者↔國家,國家與個人之間不存在第三個主體,國家既是雇主也是監督實施勞動權的執法者。這本身似乎是有違自然公正原則的,所以借用政治自治制度來保護勞動者權利也是在那種體制下更為合理的手段。由此可見,成為勞動者,履行勞動義務,類似于一般意義上的納稅義務。在近代世界各國的憲法史上,包括我國清末時期,履行納稅的義務曾經在法律上被設定為行使參政權(主要是投票權)的一個交換條件……而在進入現代憲法時期以后,公民的納稅義務則構成憲法保障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以及實質上的平等權的一個先決條件。”[16]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我國憲法上的勞動權不僅僅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基本權利,而且具有一種內在的政治結構:勞動人民與剝削階級的二元劃分是我國憲法規定的國家性質的邏輯起點與現實基礎。”[17]

    五、結語:八二憲法對勞動義務的引入

    八二憲法雖然制定于改革開放之后,但剛剛起步的經濟改革還不足以扭轉我們八二憲法制定者的思想,八二憲法依然是五四憲法的延續,他將一些五四憲法所沒有明確提出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想吸收了進來。上文提及《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設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五四憲法并沒有規定,而八二憲法則正式引入了這一制度。八二憲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國營企業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第十七條第二款“集體經濟組織依照法律規定實行民主管理,由它的全體勞動者選舉和罷免管理人員,決定經營管理的重大問題。”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規定無疑與我們的經濟改革的方向并不十分契合。因為,即便在二戰后,國家干預的范圍越來越廣,這種治理模式也并不合于主流。在美國這種十分強調個人權利的國家,企業的管理權完全不可能被員工分享,只能由企業的股東會控制,除非員工取得期權成為股東;在歐陸的德國,員工確實可以影響企業的管理,但是對于一般的有限責任公司,員工只是通過監事會對企業的經營管理進行監督,對于股份公司,員工除了可以進入監事會,還可以在董事會獲得固定的席位來影響企業的經營決策。[18]由此可見,非計劃經濟的世界里,不論哪種員工參與公司管理的模式都遠沒有達到員工可以民主管理公司、決定經營管理重大事項的地步。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思維慣性下,憲法制定者們還是按照五四憲法的藍圖進一步明確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

    勞動義務入憲也是同理,在經過二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之后,我國也有了類似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個人對國家的勞動義務也在事實上確立。八二憲法像蘇聯憲法一樣寫入勞動義務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不過改革開放四十年后的今天,舊有的政治經濟格局已經不再,憲法變遷的理論使勞動義務條款已經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了。但他依然可以像美國憲法的禁酒令一樣,繼續靜靜地躺在憲法文本中,供后世的人民去解讀或者詬病。他的存在無疑昭示著歷史上的某個時期,我們的先民們所曾提出過的那些雖然凋零但并沒有死去的社會理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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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我國憲法勞動權的義務性特征——以勞動權憲法文本的歷史演進為線索

    期刊名稱:南方論刊
    主管單位:茂名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主辦單位:茂名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國際刊號:ISSN 1004—1133
    國內刊號:CN 44—1296/C

    刊期:月刊
    開本:大16開
    語種:中文
    發行范圍:國內外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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