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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中的“譯者功能”分析

    2019-04-30 10:02:48

    摘要:“譯者功能”是敘事學對譯者“可見度”的一種描述,是譯者在譯文敘事中的一種話語存在。本文從《鄧小平時代》的譯者馮克利身上所內化的“譯者功能”表現入手,分析了四種典型的“譯者功能”敘事建構模式,以期為海外漢學著作翻譯中敘事權相關問題的深入討論,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和方法。

    關鍵詞:《鄧小平時代》,敘事建構,譯者,譯者功能

    本文《南方論刊》雜志整理。

    近年來,翻譯類圖書逐漸成為中國年度圖書暢銷榜的主角。就知名度來看,《鄧小平時代》無疑是海外漢學譯著的經典之一。其原著是美國知名漢學家傅高義(EzraVogel)教授傾十年之功寫就的第三部有關當代中國的紀實類文學作品。該書 2011 年在美國出版,銷售近三萬冊,是哈佛大學歷年來最暢銷的學術著作之一,獲得了萊昂內爾·蓋爾伯獎等多個著名國際獎項。譯著由馮克利翻譯,于 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別在香港和大陸出版發行。其中,大陸版譯本發行量八十八萬冊,實際銷量為五十多萬冊,位列亞馬遜鄧小平理論類圖書銷售榜第一,堪稱當年的“超級暢銷書”!多囆∑綍r代》的譯本發行和銷售量均超過原著,可以說傅高義的作品讀者群集中在中國。目前國內學界對海外漢學譯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主題的探討和評價上,鮮有對于翻譯本身的分析。筆者認為,傅高義著作在中國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的成功,恰是翻譯的功勞。除了迎合讀者市場的翻譯策略之外,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譯者功能”這只“無形的手”發揮了重要的敘事建構作用。來自語言、文化和西方視角的差異迫使譯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了敘事的重新構建。但是譯者只能是一個功能符號,因為傳播語境、隱含讀者、譯者個人的觀念、素養等各種外在的、內在的限定力量還要通過“譯者”對文本施加影響,保證譯文在規范的敘事情節中實現。

    一、“譯者功能”分析

    (一)譯者簡介

    馮克利是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其譯著《鄧小平時代》突顯出譯者三個顯著的翻譯特點:(1)他是一名熱衷于翻譯和傳播西方政治思想的知識分子。雖然是國內公認具有一流水準的翻譯家,積累了豐富的翻譯經驗,但是譯者只把翻譯作為其學術活動的一部分,而不是純翻譯活動。他認為翻譯《鄧小平時代》“有必要仔細了解我親身經歷過的這個時代和鄧小平這個政治家,具體看一看在我們現實的政治生態中,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如何發生,表現為什么形式。”(馮克利,2012:4)(2)他是有相關經歷的“過來人”。馮克利人生閱歷豐富,對于原著的一些敘事感同身受。他說,“我這個年齡的人,青少年時在毛澤東的紅旗下成長,中年吃著鄧小平時代的飯食”, “這個時代卻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馮克利,2012:4)(3)他是被作者及“贊助人”限定的譯者。馮克利為了了解作者的寫作思路,有時一天與作者互相通上好多次電子郵件溝通翻譯的細節。而香港中文版出版社編輯部為該書擬訂了具體的翻譯和校譯原則,即譯者需要在“中文化”和“陌生感”之間尋求平衡,以期獲得較好的接受效果。

    (二)譯著中“譯者功能”敘事建構模式

    根據“譯者功能”的觀點 , 從上可以看出,馮克利是一個特定的譯者,他的生平、個人觀點、學術傾向及其社會地位反映出一種共性的內化的社會結構。這恰恰解釋了譯著中某些特定敘事方式的存在、轉化或者變形。一般情況下,譯者會將原文轉述為中文讀者可以理解的譯文,但是對于那些作者敘述不清的特定歷史事件、誤解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空缺的敘事背景信息,譯者則予以矯正和調解。以下是《鄧小平時代》中四種典型的“譯者功能”

    敘事建構模式:

    1. 教導式操作,即通過注釋、填充敘事信息、強化概念等“教育”目的語的讀者。作為學者和教師,馮克利對原著中的某些學科術語十分敏感,熱衷于向公眾傳播一些西方學科知識。下例就出現了譯者通過翻譯向中文讀者普及學科知識的有趣現象:例【1】 原 文:Politburo members and these partysecretaries were placed in charge of a leading small group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work in certain areas.Vogel,2011: 408)譯文:政治局成員以及這些書記處書記下面都有一個“領導小組”,負責協調不同系統的工作。(馮克利,2013:375)傅的原著在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省級常委職責分工時,延續了“系統”這個典型的西方漢學家研究當代中國政治權力結構的分析框架,如第三章第 38 條原注 ,“中國省一級黨的最高職務的稱謂術語經常變動,且各省也不盡相同。每一名書記分管一個‘系統’,如政法、工業運輸、商業或文化教育。頭銜的變化往往并不反映工作責任的變化。中國的作者也不保證總能采用準確的稱謂。”(Vogel, 2011:763)。美國著名漢學家李侃如認為,由領導小組領導的“系統”是關于權力結構的主要概念。(胡國成,2014221)不過,在此例敘事中蘊含的“系統”概念意義較弱。譯者將短語“incertain area”作為術語處理譯為“系統”, 還專門添加百余字譯注,在深入了解可資參考的西方學術著作的基礎上,告訴讀者“系統”的概念全稱為“垂直功能等級體系”及其內涵。這種積極的敘事建構體現了譯者自身作為學者的學術傳播熱情,是一種可圈可點的翻譯策略。例【2】原文:Deng advanced step by step, rather thanwith a big bang.After 1991, Russia had followed theadvice of economists who recommended opening marketssuddenly, with a big bang.”(Vogel,2011:475)譯文:鄧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進,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稱“休克療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羅斯在 1991 年后聽從了某些經濟學家的建議,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開放市場。(馮克利,2013461)例【2】譯者對中文讀者可能存在理解障礙的經濟學術語“big bang”采取了釋義方法,譯文“‘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有效地補充了敘事細節的缺環。普通讀者再根據譯者的文中注釋非常容易理解整個敘事情節以及“休克療法”的含義。不過,譯者過于“沉醉”于對讀者的知識普及,甚至忘記告訴讀者注釋是原注還是譯注。

    2. 矯正式操作,使譯文敘事適應目的語讀者的文學理解能力。傅著譯本的“暗指讀者”是那些不具備閱讀原著能力的特定中文讀者。他們對譯文的理解能力來源于那些熟悉的情節或故事,一般無法接受不加修潤的直譯文本。為了照顧讀者的閱讀能力,譯者必須在譯文的“中文化”和“陌生感”之間尋求平衡。如下例,譯者采用“本土化”(domestication)策略調整了原文敘事在新時空語境中的接受度:例【3】原文:In his brief autobiography, written whenhe was in Moscow in 19261927, Deng Xiaoping wrotethat his father had had dreams of Xiaoping, too, becominga high officialdreams that perhaps had been reinforced byDengs mother, since some of her relatives had also passedexaminations and become county magistrates. In imperialChina, many families with a very bright child, especiallyfamilies in which another relative had become an official,were willing to sacrifice to educate that child in the hope thathe too might become an official, bringing honor and wealthto the family. Xiaoping was such a bright child, and althoughDeng Xiaopings father, Deng Wenming, spent little timewith his son, he made great efforts to further his education.Vogel,2011:15)譯文:1926 年至 1927 年鄧小平在莫斯科時,在自己的個人簡歷中說,他的父親望子成龍,盼著他同樣能當上大官。這種夢想大概又因他母親的因素而愈發強烈,因為她也有親戚考取功名當上縣令。在帝制中國,很多家庭,尤其是有親戚當過官的家庭,若是有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都愿意含辛茹苦加以培養,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耀門楣。鄧小平便是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雖然他的父親鄧文明很少跟兒子相處,卻在他讀書求學上花了不少工夫。(馮克利,2013:33)對于譯者來說,例【3】原文中都是自己熟悉的語言,講的事情是自己似曾相識或是在廣播、書籍等媒體里聽說過的一些事情。鄧小平的童年經歷反映了當時普通家庭的封建傳統教育價值觀。譯者結合自己的理解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日常話語實踐——“考功名”,“當大官”和“做縣令”引入翻譯,從而一一對應了原文特定的敘事情節,因而時代感突出。原文首句五十多個單詞的超長句被切分為兩個句子,改編之后“父親的夢想、母親的期望、周圍人的影響”的敘事累積性效果明顯高于原文。譯文將中文讀者熟悉的傳統家庭教育場景植入譯入語文本的再敘事之中,“望子成龍”、“含辛茹苦”、“光耀門楣”等四字格把原文平白直敘的情節具象化,重構了一副“父嚴母慈子孝”的生動歷史畫面。

    3.辯論式操作,出于對原文特定方面的抵制或強化,譯者以某種方式調整了原文敘事在新語境中的接納度。譯者作為社會的一分子,需要為自己推動傳播的敘事負責,為賦予這些敘事合法性引起的后果負責。(Baker,2006:139)例【4】 原 文:In 1911 a small group of rebels inWuhan who took control of the office of a Qing governor-general and military commander set off a chain reaction,bringing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s to an abrupt end. The eventsof 1911 are called the 1911 Revolution,but it would bemore accurate to describe them as a collapse. They were notthe result of a well-organized revolutionary force but insteada response to the failure of the imperial system.Vogel, 2011:11)譯文: 1911 年,一小批反叛者在武昌占領了湖廣總督和第八鎮統領的官署,由此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帝國體制隨之土崩瓦解。1911年的事件被稱為“辛亥革命”,它不是組織有序的革命力量帶來的結果,而是對帝國體制失效作出的反應。(馮克利,2013:27)首先,由于原文敘事來自于熟悉的歷史語境,譯者對那些“不可靠”的敘事,常常會與原文進行“爭辯”。歷史上,武漢和武昌并不是一個地方。辛亥革命之后,武昌和漢口相繼建市。1927 年國民政府將武昌、漢口和漢陽三市鎮定名武漢。今天的武昌地區是現今武漢市長江以南的市區部分。譯者就盡量避免使用可能導致讀者對武昌起義歷史認知“畸變”的直譯策略。第一句中“Wuhan”翻譯成字面意義上并不對應的“武昌”是對原文史實錯誤的糾正。“The office of a Qing governor-general and military commander”翻譯為 “湖廣總督和第八鎮統領的官署”顯然也是譯者考證后的選擇。原文“1911Revolution”翻譯為術語“辛亥革命”符合歷史書寫規范。其次,譯者刪除原文倒數第二句作者的主觀性評價,即“butit would be more accurate to describe them as a collapse(倒不如將它稱為‘崩潰’更為恰當)”,不論是否為機構審查的結果,這都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僭越規范的風險。例【5】原文:His first wife died without children andhe then married Xiaopings mother, two years older thanhimself, when he was sixteen years old. Vogel,2011:16)譯文:他的原配妻子無后而死,15 歲那年他又娶了比他大兩歲的鄧小平的生母。(馮克利,2013:33)例【6】 原 文:The Huai Hai campaign, which lastedfrom early November 1948 to January 1949, was one ofthe largest campaigns in military history, involving roughly600,000 Guomindang troops, some led by very able generals,and about 500,000 Communist troops. Vogel,2011:34)譯文:淮海戰役從 1948 11 月初打到 1949 1 月,是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役之一。國民黨的參戰軍隊大約為 80 萬,由精明強干的將軍指揮;中共投入的兵力大約為 60 萬。(馮克利,2013:51)大陸版《鄧小平時代》翻譯中,譯者的“較真”還體現在很多細微之處,如例【5】中鄧小平父親與鄧小平生母結婚的年紀由原文的“sixteen years old”調整為“15歲”,因為漢語中存在實歲和虛歲的區分。例【6】將原文有關淮海戰役的敘事中國民黨參戰軍隊規模的“roughly600,000 Guomindang troops” 錯誤表述修正為官方敘事公布的“大約 80 萬”;將“about 500,000 Communisttroops”規模的錯誤表述修正為官方敘事公布的“中共投入的兵力大約為 60 萬”。第一章“內戰”一節中譯者共做了三次類似修正。

    4. 預防式操作,修改文本同時引入審查結果。出版機構和譯者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下譯者不得不“出面”協調譯文敘事與原作、目的語讀者及現實語境的關系。譯者在敘事取舍上傾向于符合主流敘事的價值標準,排斥明顯主觀臆斷的個人敘事。例【7】 原文:Dengs Attack on Vietnam, February17-March 16, 1979Vogel,2011:527)譯文:攻打越南:1979 2 17 -3 16 日 (馮克利,2013:508)《鄧小平時代》第十八章有關 1979 年攻打越南的公共敘事中,譯者局部刪除了原文中一些有明顯偏見和無法辨別真偽的敘事。譯者省略了例【7】原文小節標題中的“Dengs”這一限定成分,預防作者主觀臆斷的敘事成分在新的語境中招致批評。此外,譯者還刪除了該節第三段中關于時任柬埔寨領導人波爾布特請求中國派兵幫助柬埔寨抵抗越南入侵的一個事件(Vogel,2011:527),因為該事件沒有資料來源,材料真偽難辨。預防式操作符合中文社會研究類學術著作嚴謹的敘事規范特征。

    二、結語

    綜合以上,譯者介入敘事的“意圖性”和“必然性”常常難以區分,但是增力于內的“譯者功能”敘事建構模式不僅有效地調解了規范與譯文敘事的關系,而且厘清了原著中那些可能導致中文讀者歷史認知和思想認識混亂的敘事表達。在《鄧小平時代》的翻譯中,譯者以“過來人”和“知情人”的名義在譯文敘事中“言說”,積極爭取當代中國相關敘事的再闡釋權,體現了對國史黨史的尊重,對推動《鄧小平時代》譯著在新的時空語境中的傳播與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 Baker,Mona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Account [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6.

    [2] Robinson, Douglas. 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al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3] Vogel, Ezra.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of China [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th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 傅高義: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 [M]. 北京 : 生活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 , 2013.

    [5] 李侃如:胡國成譯 . 治理中國 : 從革命到改革 [M].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10.

    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中的“譯者功能”分析

    期刊名稱:南方論刊
    主管單位:茂名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主辦單位:茂名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國際刊號:ISSN 1004—1133
    國內刊號:CN 44—1296/C

    刊期:月刊
    開本:大16開
    語種:中文
    發行范圍:國內外公開發行
    地址:廣東省茂名市油城五路28號市委大院5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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